散步与探寻——冷战后香港作家的两种步伐

散步与探寻——冷战后香港作家的两种步伐

不少香港作家成长于战后香港,其文学实践与冷战后的政治环境脱不了关係。七十年代的殖民政策下,中港交流并不容易,因此香港作家和文学研究者不断寻索和製造中港文学交流的机会,部份文学青年也会关注中国民运,例如1970年的保钓运动。八十年代中英前途谈判,香港确定即将回归中国,提早受到改革开放的影响,于香港作家而言最切身的,则是香港文学将被收编为中国文学之下的地区文学。另一方面,文革的残酷历史也使香港作家不得不反思之前对现实主义和中国的理解。

香港作家当时怎样看待上述政治环境的变化,又如何以文学实践作回应,都是重要但不易回答的题目。由香港恒生大学大中华研究中心及中文系合办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中国文学国际研讨会」中,邹芷茵和陈子谦讨论了两位香港作家的文学实践和七、八十年代的中港关係之间的影响,故作纪录(编按:同场另一位报告者是国立台湾文学馆的林肇丰博士,报告题目为「为何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民族文学』?——论郭松棻与王拓两篇文章」)。

文学散步,亦是香港文学史的足印
今天谈起文学散步,总会提到卢玮銮写于1991年的《香港文学散步》,一本介绍几位中国文人在港活动的场所及其故事。然而,邹芷茵指出以文学作家为主轴的地誌书写并非卢玮銮首创,巴黎和伦敦也有「文学行脚」类型的作品。邹特别提到一位日本作家野田宇太朗写于1950年代的《新东京文学散步》,「他眼见日本战败后破败的东京,想到重建后新地图上将不会再找到他往日去过的地方,遂希望重新写一遍东京的文学,保留一些他昔日东京的记忆。」邹认为《香港文学散步》的成书过程和野田宇太朗有不少相近之处,问题是卢玮銮在甚幺背景下,希望保留甚幺?

邹举了《香港文学散步》中蔡元培的一章为例。这章选了五篇文章,分别为卢玮銮的〈五四历史接触〉(刊于1987.05.04)、周策纵的〈顽石——蔡孑民先生之墓〉(刊于1977.06.25)、余光中的〈蔡元培墓前〉(刊于1978.04.05)、黄国彬的〈刊于游蔡元培之墓〉(1977.06.25)和蔡元培〈在香港圣约翰大礼堂美术展览会演词〉(刊于1938.05.20)。留意作者辑录的文章不一定来自香港出身或长期定居在港的作家,反而都是当时很少人关注的中国新文学的作家。

《香港文学散步》里的中国新文学作家,实际上担起了标誌香港的功能,甚至成为了香港的空间认知符号。换句话说,《香港文学散步》里最关心的不是那个地方本身到底如何,香港社会的面貌是其次的,重要的是那地方出现过的作家。从〈〈寂寞滩头〉:萧红与浅水湾〉〉的标题可见,起码在该书的编辑角度而言,正因为这些女作家曾到浅水湾,浅水湾才有值得被书写的位置,而非浅水湾本身有何特别。

卢玮銮採用这种表达形式,邹认为固然使香港地方多了一种历史感,但同时觉得与八、九十年代突然冒起「香港热」相关。香港文学史在九十年代前的中国并不热门,然而九十年代突然出现大量由大陆研究者执笔的「香港文学史」,包括谢常青的《香港新文学简史》、易明善的《香港文学简论》、王剑丛的《香港文学史》、潘亚暾及汪义生合写的《香港文学史》,以及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这股香港文学史的热潮当然因香港政治关係变化所致,邹指「二战后至文革年代,中港文学交流一直在殖民政策及冷战格局下收窄,但中英谈判后确认香港前途,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提早来临,香港就成为国之下的一个地区,香港文学也面临被收编的危机。」

邹指卢玮銮一直对中港文学有抱负,其研究题目亦是二战前的香港南来作家,殖民时期她和其他研究者也锲而不捨地在狭缝中寻求中港文学的交流空间。「可以想像,在她眼中『香港文学』尚在观察『中国新文学』,一下子变成了后者的观察对像。突然间很多人自称香港文学专家,我想她当时心里不太好受,一方面担心出现不少误解,但另一方面她却没法即时写出自己心目中的香港文学。」[1]

由是观之,卢玮銮在《香港文学散步》里的文学实践,或是她对当时突然出现「香港文学热」所发的异声。卢玮銮当时深知香港文学第一手资料的整合尚未完善,香港文学方面的争论也未成熟,实在没有条件完整地写出她心目中的香港文学史,于是她以文学地誌提出了她对香港文学史的观点,并传递跨时代的文化记忆:在殖民地成长的一代,可能很少听过这些在香港留下足迹的中国新文学作家;回归后由大陆学者所着的香港文学史,整体来说也不见得重视这些作家在香港留下的足迹。

古苍梧:七十年代左转的青年,及后去了哪里?
陈子谦报告的是经历香港火红年代的香港作家古苍梧诗歌创作的变化。他指近年香港文学研究多从现代主义出发,探讨现实主义的不多,但1970年代的保钓运动曾促使一些香港文学青年左倾,认同社会主义中国,也一併认同彼岸提倡的现实主义,代表人物有温健骝和古苍梧。前者于1976年死于癌症,后者至今健在,其文学历程则是探讨1970年代左转的香港青年及后探索过程。

古苍梧早期作品偏好古典意象与语言,意象明显,可见发表在1970年刊于《中国学生周报》的〈渡〉的一段:

想摇过湾那边
听听潮打荒堤的声音
像去年

却搁浅在沙洲上

「湾」、「荒堤」、「船」、「沙洲」都是古典文学常见的意象,也以较直接的方式经营。古苍梧在1969年曾发表〈请走出文字的迷宫,评:《七十年代诗选》〉,其中驳斥诗「以特殊方式处理的语言」的说法,另外亦撰文提倡诗应「可读、可感、可解」,与其创作方向大致吻合。

陈指1971年保钓运动是古苍梧第一个诗歌风格的转折点。经历保钓运动,古苍梧不论思想和文学观都向左倾,并写道「社会主义社会中文艺作品的作用并不在作者自己的抒情,而在为集体服务,鼓舞集体的生活,坚定集体战斗的意志,为理想的社会制度吹起号角。」[2] 这时古苍梧在诗中否定强调个人化的感情的风格,像〈钢铁巨人〉的「我却不愿再写/银杏叶蝶落的伤感/不愿再写/晚霞紫暗的忧郁」明明白白地否定旧作。他在诗中亦有批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劳动者无法享有劳动的果实应为常见的题材,像〈幸福村〉的一段:

还有那木匠阿伯
他不但会造桌子、椅子
还有造梓木槓
在槓上雕出精细的龙凤花纹
可他自己盛衣服的
却只是一个纸製的苹果箱

然而经历文革结束,四人帮倒台,他过去主编的杂誌如《盘古》、《文美》于1978年停刊,陈子谦认为「中国的历史发展使古苍梧重新思考自己要做怎样的文学工作」。这时古苍梧彷彿回到最初的时期,与强调为集体战斗的意志相反,诗歌着重个人情感,虽然也有批评香港的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但未见歌颂祖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多了个人融入集体的困惑,像写于1981年的〈雨声〉:

我还没有落下
  没有落下!
没有投入
大海的怀抱
掀起
惊险的波涛!


陈子谦指1982后,古苍梧明显不再追求他在保钓时期所理解的现实主义,也无意在诗中处理社会问题。后来古苍梧潜心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任职中华文化促进中心、担任《汉声》编辑、研究及推广崑曲等——或许是今天读者较为熟悉的古苍梧。

假若不知道古苍梧的文学观念曾经有过这幺大的变化,对他的了解大概就是个中国传统文化认识渊博的前辈,他对现实主义的挣扎大抵就这样被错过了。由发现文学的社会作用,到面对不完全受文学所转移的冷酷现实,一再经历期望和落差,古苍梧又如何看待现实主义?潜心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是再一次对过去的否定,还是探索现实主义后的调整?这些问题不是一次讲座或一篇论文可以解答,但没有对古苍梧诗风转向的疏理,我们可能连问也不会问。

讲座之外:中学教科书里的卢玮銮
这篇文章预期的读者应是在学院以外的,这些读者中认识卢玮銮的大概比古苍梧的多一些,因为前者出现在中学教科书的频率颇高。中学时因阅读报告的关係而读了《香港文学散步》,觉得文章温文儒雅(难听一点是正气但老土),却不曾听过她与「战后」的关係(哪有中学教科书会提及冷战?),不会想像到她也有「不是味儿」的时刻,更不知道她对香港文学的执着和严谨——原来温文不是卢玮銮这位作者面目的全部。作家可以有不一样的风格,且不一定以神奇或受到认可的形象出现,我想这样的文学始终是丰富一些的,因为它鼓励我们发现一篇作品与其他作品、文学史、现实世界之间的关係——就像这个研讨会中的两份报告一样。



[1] 卢玮銮对于香港文学史的观点可参考她写于1988年的〈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
[2] 古苍梧:〈我们的一些困惑──试谈知识份子的传统思想与新社会新观念的矛盾〉(1973)